2022年12月2日

  穆有衡,鲁敏长篇小说新作《金色河流》的主人公,书中人习惯称他为“有总”。对我们来说,有总大概是一个相当熟悉的形象,中国1978年以后的初代民营企业家,一个商人、富人,在社会新闻、影视头条或者网络段子中,围绕他们的戏剧人生充斥于互联网。然而这位主人公又分明如此陌生,想想看,新时期以来的当代小说创作中,少见对这个人群真正的文学关注、描摹与表达。他们往往偏于一种背景化、符号化的存在,在暴发户和霸道总裁这两种形象之间摇摆。

  而在现实中,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这群人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起伏进退,他们命运人生的跌宕,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40多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更集中携带着一个时代的气息。穆有衡这样经济生活中的弄潮儿本该成为文学创作的天然素材,然而关于他们的表达却并不多。究其原因,严肃文学写作中对财富故事有一种天然的回避;相比于乡土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等,作家们普遍缺乏对这个人群的了解、理解,以及书写他们的既有文学资源。

  《金色河流》所处理的经验,正是走出了作家们普遍熟稔的舒适区,呈现了熟悉又陌生的故事和人物:严重脑中风而半身瘫痪的商人穆有衡,在自己生命倒数的最后时刻,带着自己的大额财富以及如何分配和传承的巨大焦虑,回顾了自己从下岗工人到集团老总的一生——“白手起家,是斩草劈蛇的开路先锋,也是乱中取胜的野路子,三四十年冲杀下来,固然是吃了很多苦头,流了不少血汗,但毫无疑问,最肥厚的那一勺猪油都挖到了他们碗里。”在经历了回忆讲述中对自己财富积累中“原罪”的自我审判和自我辩解的犹疑、矛盾和煎熬后,小说结尾处,貌似阴错阳差、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地回馈社会的捐赠中,穆有衡完成了对自己财富的安置,也完成了自我灵魂的安妥。

  阿耐反映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大江大河》改编电视剧后,一度引发热烈讨论,作品塑造了代表国有、乡镇和个体经济的三个人物形象,以他们的闯荡和浮沉支撑了小说的大叙事。不同于《大江大河》的“正面强攻”,《金色河流》重在挖掘和呈现40余年中先富起来的一拨人在财富增值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其商海沉浮和商战拼搏是略写和虚写,而财富传奇中复杂的人性凝视与探究以及中国式财富观念的变迁,才是小说的叙事着力点。

  《金色河流》以主人公临终前对自己大额财富的处置过程作为基本情节线索。穆有衡,有总,作为工人出身的改革开放初代创业者和民营企业家,在世俗尺度上获得成功之后,面对着远超自己生活和消费需要的财富,他处置金钱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变迁过程。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有总出生和成长于物质匮乏的年代,且未能摆脱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了钱,最本能的想法是要将财富在血亲和家族中传承下去。然而有总的大儿子穆沧是自闭症患者,小儿子王桑性格叛逆,立志“此生务必要跟穆某撇清,他的金山、银山,一分不要”,家族传承模式碰壁。有总还试图用财富为自己留名人间、流芳百世,但最终因为各种条件所限而不了了之。在“孙子”和“面子”都没能用金钱轻易置换之后,有总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悲哀之中,由此他对金钱、人生的认知也开始了另一种思考。

  面对着诸多人生难题,有总此时内心最大的不安、最难以释怀的却是怎样在临终前完成自我救赎。小说中经由他的自述,我们得知其原始资本积累过程中第一桶金的来历、其中的“原罪”以及历史遗留问题——朋友何吉祥遭遇意外,临终前拜托有总将一大笔钱转交给自己怀着身孕的女友,然而有总藏匿贪吞了故人遗产,将其作为自己创业发家的启动资金。尽管后来他找到了故人之女并一直以慈善之名资助,试图借此减轻道德负重,但一直以来这都是有总的巨大心病,是他几十年乘风破浪、志得意满的人生中始终摆脱不了的内心审判和灵魂煎熬。

  如此,赚得盆满钵满的有总,手中的大笔财富却没能帮他获得家庭和睦、内心平静、岁月安好,在这种“穷得只剩钱”的生命窘迫中,他对于金钱的认知和思考开始发生质的改变,最终,他找到了对自己财产最满意、最安心的处置方式,以此完成了一个中国商人金钱观的现代化蜕变,从被金钱驱策到成为财富真正的主人——显然,这正是作者对这个人群进行观照和表达的目的。

  《金色河流》通过多视角叙述切换来实现对主人公穆有衡的形象塑造和内心呈现,这也成为小说的基本结构。这一人物形象的渐次分明主要来自他自己、谢老师(秘书兼“大管家”)、小儿子王桑的讲述,他们基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或自我表达、或暗中记录和评判、或直言对父亲的印象和评价。

  穆有衡的自我讲述中包含着强烈的倾诉和情感释放,更充满了忏悔羞愧和自我辩解、备受煎熬与自我安慰的重重心理矛盾。而小儿子王桑在小说中兼具双重功能,是推动情节以及塑造主人公形象的视角之一。作为有总唯一身心健康的儿子,他本该是产业和财富的继承者,但有总对他的人生安排,激起了他决绝的反抗和背叛,他对父辈大笔财富的疏离甚至厌弃,包含更年轻一代迥异的金钱观:钱只是手段、路径,不是目的,当金钱不能带给一个人真正的舒心和满足,它反而成了枷锁和束缚。那把出生时含着的金钥匙,未必能真正打开王桑人生的大门。小说中,王桑对父亲从排斥、冲突到逐渐试着接受,最终“他从没像现在这样,理解和尊重父亲”,甚至意识到父亲和他那些商人圈里的老朋友们“都是前仆后继创造财富的人啊,是了不起的”。而在有总财富观念的转变中,王桑的态度显然起了重要作用,儿子对金钱的厌弃促使他更深入地思考财富对于人的真正意义。

  还有一个重要视角来自谢老师,他的讲述也构成《金色河流》叙事结构上的“元小说”部分。媒体出身的谢老师因报道穆有衡公司的一桩事故而丢了工作,而后却被穆有衡看中,招进公司做自己的贴身秘书。而受雇只是谢老师的“诈降”,真正目的“是为了潜伏与卧倒,他要做一个长线的、总账性的选题,搭上大半辈子来干,以揪出有总的金钱原罪史,把他写个底儿掉”。谢老师带着“复仇”之心和“为富不仁”的预设,小说中反复提起的“红皮本子”上陆续记下了他搜集到的材料、对有总的评价以及各种构思,为小说引入了一个观察和理解主人公时更具挑剔、质疑的视角。谢老师对有总的情感和认知的复杂变化,某种意义上颇具象征意味,他对有总的先在印象——其实也是人们对先富起来的老板们通常的印象——为富不仁、粗鄙、暴发等等,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其实这也正是以文学的方式靠近、打量、理解和呈现,进而真正打开和深入一个人的过程。20年来,谢老师从一个怀揣想当然成见、猎奇的外部闯入者,逐渐成为了穆有衡身边重要的一部分,谢老师一再变化的立场,正是文学所应秉持的立场,打破了之前那些理所当然的想象。谢老师在主题构思上的反复思虑和犹豫,意味着对有总这个人、这群人的理解、评价和定位大概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和明了。至此,谢老师“红皮本子”的记载,与有总的自述、王桑的讲述,形成一种相互辩驳、又相互印证和补充的复杂关联,最后汇聚而成穆有衡复杂、丰富、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用小说中谢老师的话来说,“是洁净的藏污纳垢与包容万象,是原罪的肥沃大地与鲜花怒放”。

  《金色河流》中的谢老师“红皮本子”所结构的“元叙事”,既是整部小说的功能性部分,参与了人物塑造与主题深化,同时又别有洞天,借此探讨了写作的基本伦理和基本方法、写作者和书写对象的情感立场设置等问题,成为《金色河流》另一个颇具意味的叙事和结构层次。此外,小说的主要叙事目的虽然是呈现有总的人生与心路历程,但鲁敏显然不急于直奔主题,比如对有总故人遗孀、女儿性格命运的描摹,亦是激荡40余年中国故事的另一个面向。如此,小说的层次感更加丰富,它和生活真正同频共振,因为生活本身便是如此混沌、丰富而复杂。

  《金色河流》为中国当下文学现场提供了一个新的人物形象,在吴荪甫、周朴园、徐义德(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冯石(王刚《福布斯咒语》)等人物谱系中增加了穆有衡这样一个改革开放初代颇富个性同时又极具代表意味的企业家形象,其身处的时代更具人性的挑战和考验,他也因此更为丰富和复杂。《金色河流》还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文学议题,40多年后的今天,怎样以文学的方式理解和呈现中国社会现实以及时代精神、文化,当然,还包括穆有衡这个人群的时代光芒和历史局限性,他们的“原罪”和救赎。时代的文学记忆和文学经验是不可替代的,同社会大转型中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社会实践成果相比,它为中国社会带来的心理、文化和内在观念的变迁,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发现和辨认。文学的力量在这时得以凸显,《金色河流》贴着人物的写法,写好有总这个人物,时代的基本样貌和底色气质也就自然勾勒呈现出来了。深刻理解有总这个人物和他的故事,某种意义上也是深刻理解一段澎湃的时代进程,更是对今时今日如何看待财富创造与流传的一种文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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